近年来，一幕幕惨剧在中小学校园上演、一场场纷争在中小学校园呈现，中小学校园安全问题已经深深地刺痛了人们的眼球，触痛了社会的中枢神经。人们在对这些意外事件扼腕叹息的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实际上，绝大多数的中小学校园安全事件是可预测、可预防、可控制、可避免的。因此，优化安全风险预控体系，构筑起防控中小学校园安全风险的长效机制，既是建设安全校园的当务之急，也是构建和谐校区的应有之义。

    一、近年来，中小学校园安全状况堪忧

    风险无处不在，中小学校园也不能例外。近年来，由于一系列不安全要素交叉、重叠所产生的共振作用，使中小学校园更易出现风险事件。首先，校园既是中小学生的主要栖身地，也是人员高度集中的集散地，难免会成为安全事故的光顾地；其次，中小学生认知能力及行为能力都相对有限，对风险的识别、控制能力也非常有限，对外来风险的抵制力也相对有限；再次，社会转型、人们的道德失范、自然灾害频繁等许多新的外来因素影响到校园安全的方方面面，对中小学校安全造成了较大的冲击和挑战；最后，更重要的是，由于安全教育的缺失，致使中小学生对潜伏在身边的安全风险茫然无知，中小学校还宁愿固守着简单、分散的防控措施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安全形势，这就为突发性灾难埋下了定时炸弹。近年来五花八门的中小学安全事件频繁，诸如：高中生军训中晕倒猝死事件、小学生踩踏致多人伤亡事件、初中生斗殴致人死亡事件、学校围墙垮塌致多名学生压死事件、疑似食物中毒致百名学生腹泻、呕吐事件、小学生在遭受老师批评后跳楼事件、社会人员在校园砍杀小学生事件……这一起又一起中小学校园安全事故让社会触目惊心，让家长心惊胆战，让孩子上学似乎也已经成为一种冒险。由此可见，中小学校园安全事件，远远不是一个个单纯的社会现象，而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社会问题。

    二、现阶段，中小学校园安全治理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中小学校园安全事故大都是安全隐患和预控设计缺陷长期运行的结果，我们只有探究事故背后的本源，才能为预控中小学校园安全风险提供实践依据。当前，中小学校园安全风险的治理体系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重微观轻宏观。安全始终是中小学校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条件，它离不开学校和家庭、学生和社会的齐抓共管。安全也是中小学校持续发展的基础，这就决定中小学校必须从宏观上看待安全问题，规划安全，提升安全能力，规避安全风险。任何单一的安全措施、粗浅的安保模式、分散的安全治理思路只能是按下葫芦浮起了瓢，中小学校园出现安全事件或迟或早，不可避免。

    2.重结果轻过程。因果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法则。今日爆发的安全事故，归根结底还是要从昨日防范措施不力上追根溯源。长期以来，由于中小学校园在传统思想里是一片乐土，学校习惯于将目光仅聚焦在日常教学活动上，所以容易对各类安全漏洞视而不见。当前，中小学校园安全设施老化、安全管理人员素质低下、对中小学学生的安全教育流于形式、门禁制度不健全、安全事故应急机制缺失问题等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纵观发生在中小学校园的各类安全事故，我们不难发现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与安全风险预控体系不完善、不规范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联。如果仅在发生了安全事故后才开始开展所谓的一阵风式的大规模整治，那么这种应景式的安全风险治理模式只会导致曾经的安全事故再次死灰复燃。

    3.重规定轻协调。在中小学校，尽管“安全责任重于泰山”已经成为历次文件会议的必不可少的口头禅，但安全事件仍时有发生。是否发生安全事故，往往取决于中小学校园安全预控体系中最短的那块板；发生什么类型的安全事故，主要取决于中小学校园安全预控体系中最弱的那个面。因此，只有在中小学校园内提升加强沟通协调能力，才能在中小学校园构筑起遏制安全事故的立体防护网，杜绝安全事故的出现。然而，尽管当前的交流手段非常先进，通讯设施也非常齐全，但是孤岛式的安全信息传递方式及条块分割式的安全防护模式却让校园内外及师生之间横亘着一道道无形的“墙”，从而造成了安全预控体系比较薄弱，存在诸多空白点和盲区，为安全事故的发生留下了可乘之机。

    4.重约束轻激励。中小学校园安全风险预控体系不是靠无意识或者随机、随意的点滴积累就能自发形成的，离不开组织成员的共同参与。切斯特·巴纳德认为，组织是向组织参与者提供“诱因”和他们做出的“贡献”间取得平衡而维持的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构。组织成员做出的贡献与获得满足对比决定着组织成员贡献力量的意愿。学校是一个大组织，中小学生、家长、教师及及学校安全管理者都是这个大组织中的成员，为了激励更多的成员参与安全风险预控体系建设，中小学校作为安全风险预控的顶层设计者，必须向它的成员提供必要的诱因，并根据他们对学校安全风险管理事业的的贡献分配必要的物质利益或精神奖励，否则，安全风险预控体系建设既不可行，也不会持久。然而，当前绝大部分中小学校更多的是拷贝传统的风险管理作法，赋予他们的责权利严重失衡，往往是规定的强制性规范多、可选择性规范少；要求相关成员的应尽的义务多，可享有的权利却小。激励机制的缺失致使中小学校园安全风险预控体系建设长期停留在低端水平上原地踏地，对中小学校园安全风险预控体系建设产生着致命的危害。

    三、优化中小学校园安全风险治理体系的路径

    《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学校安全管理遵循积极预防、依法管理、社会参与、各负其责的方针”;第二十八条也要求：“学校在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应当遵循教学规范，落实安全管理要求，合理预见、积极防范可能发生的风险”。由此可见，优化中小学校园安全风险预控体系，不仅是一份责任，更是一种义不容辞的政治使命。优化中小学校园安全风险预控体系的路径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优化安全教育体系，增强中小学生抵制风险能力。教育的功能就是将教育的思想转化为人们的信念、转化为人们的习惯、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教育对提升中小学生对安全风险的自我防护能力举世公认的。当前，尽管对中小学生的安全教育比较普及，但是教育的方式却大都停留在口头上、贴在墙壁上、写在文件上，教育的内容可能也晦涩难懂，安全意识也就难以在中小学校园扎根，从而降低了中小学生对校园安全风险的识别和抵抗能力。因此，创新对中小学生安全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始终是安全教育的重中之重的话题。譬如，通过形象直观的宣传告诫中小学生闯红灯的危害，通过通俗易懂的标语提示他们危化物品、不洁食品、拥挤踩踏的风险，通过电脑视频向他们传授防水防火防电防雷防暴防震的基本技能等等，不仅简便易行，而且效果明显。

    (二)优化安全管理体系，增强中小学校监控风险能力。事故因果连锁理论认为：事故的直接原因是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间接原因包括个人因素及与工作有关的因素。根本原因是管理的缺陷，即管理上存在的问题或缺陷是导致间接原因存在的原因，间接原因的存在又导致直接原因存在，最终导致事故发生。因此，优化安全管理体系是消除管理缺陷的重要策略。这主要要求实施以下三个转变：一是在管理主体上，由精英化管理向全员化管理转变，扩大安全风险监管主体。安全管理活动，历来是一人把关一处安，众人把关才能稳如泰山；二是在管理对象上，由事务型管理向制度型管理转变，以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和风险管控标准与措施的刚性执行，推进中小学校园安全风险预控体系建设的持续深入健康开展；三是在管理时间上，由被动管理向主动预防管理转变，实现防控关口前移，牢牢把握防控安全风险的主动权，保证中小学校园安全风险的早发现、早警醒、早纠正、早查处、早转变。

    （三）优化安全防范体系，增强中小学校园控制风险能力。海恩法则认为，每次风险事件爆发都是量的积累的结果。如果对多次出现的轻微事故视而不见，对事故发生前未遂的先兆放任不管，最后风险事件不可避免。因此，必须优化安全防范体系，为遏制中小学校园安全风险事件的发生提供提供合理保障。这就要求引入风险识别、风险评价、风险处置的风险防范机制。首先要对所有的风险源进行有效识别，查找出中小学校园楼堂馆舍等发生的火灾、建筑物倒塌、拥挤踩踏等重大安全型风险，食品中毒、重大传染病疫情等公共卫生型风险，暴雨洪水、地质灾害等自然灾害型风险，突发性暴力伤害等社会型风险。通过风险识别可以更快、更准确地抓住影响中小学校园安全风险预控体系中的薄弱环节，找到影响整个中小学校园安全风险预控体系“短板”；其次，实施风险评价，确定各类风险的严重程度及发生可能性，搞清楚应对各类风险的轻重缓急，从而为事半功倍的为制定中小学校园安全风险预控体系的整体布局提供事实依据；最后，开展风险处置，通过充分发挥人防、物防、技防综合安全保障体系的效能优势，努力实现中小学安全风险预控的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

    (四)优化安全文化体系，增强师生应对风险能力。安全风险无时不有、无人不有、无事不有，贯穿于中小学校园管理的全过程、全时空和全员之中，如果仅靠安全管理等强制性办法预控中小学校园安全风险，肯定能起到一定作用，但毕竟作用有限。安全文化体系建设既强调安全制度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安全文化对人的行为的引导、感化、熏陶、激励作用，不仅可以消除安全防范体系上的漏洞，还能消除安全风险管理参与者在心理上产生的抵触情绪和逆反情绪，能够收到良好的预控效果。因此，优化安全文化体系才是治理中小学校园安全风险的治本之策。为此，中小学校有必要深入调查研究，结合本校实际情况找准本单位安全风险文化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不断培育并优化安全文化体系；同时，要合理调配安全文化力量和资源，有序推进安全文化体系建设；另一方面，还应建立中小学校园安全文化体系建设的评估考核和激励制度，持久地推进自我约束、自我控制、自我调节、自我防范的中小学校园安全风险预控体系的形成。

    【作者简介】郑修云（1973年10月——）男，湖北襄阳人，哲学硕士，执业律师，中共襄阳市委基础理论研究室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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